８０多年前，四路紅軍相繼撤離苦心創(chuàng)建經營的蘇區(qū)，跨越萬水千山，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完成了這次決定中國命運的革命力量的戰(zhàn)略大轉移，創(chuàng)造了人間奇跡。

偉大的創(chuàng)舉必然順應時代的需求。那么，紅軍長征是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發(fā)生的？

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fā)生的。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開始。１９３２年，日軍向上海發(fā)動進攻，制造了“一二八”事變，進一步加快侵華步伐。１９３３年春，日軍相繼攻占山海關、熱河，并侵占長城以北沿線部分地區(qū)，鋒芒直指平津。日軍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團結御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系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xié)，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qū)和紅軍。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蔣介石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中宣稱：“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斬無赦”。在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戰(zhàn)、長城抗戰(zhàn)相繼以失敗告終。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國人不滿和輿論譴責，甚至遭到了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發(fā)表于《獨立評論》上的一篇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認為“今日事勢，舍抵抗而外，實無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國民政府切實進行抗戰(zhàn)。

１９３３年５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隨后收復了察哈爾省全部失地。

正當中央蘇區(qū)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陷入被動之時，駐福建的國民黨第１９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lián)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發(fā)動“福建事變”，公開宣布反蔣抗日。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斷發(fā)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zhàn)，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qū)、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等三項條件下，紅軍準備與任何部隊簽訂停戰(zhàn)協(xié)定，共同抗日；幫助和加強察哈爾抗日同盟軍。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國工農紅軍第７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贛皖邊地區(qū)，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最高度的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盡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長征前的中國，民族危機依然日益嚴重，合作抗日似乎遙不可及。

在日本加緊侵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時候，高舉著抗日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系劇烈變動的新情況，進一步制定出正確的戰(zhàn)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以抗日戰(zhàn)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然而，在黨內取得統(tǒng)治地位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卻在革命的生死關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

他們雖然主張抗日，但忽視了“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發(fā)生分化，斷定中間派別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排斥一切上層分子、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他們武斷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

為此，他們無視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反對紅軍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方針，主張實行先發(fā)制人的進攻戰(zhàn)略。在這種進攻戰(zhàn)略下，他們反對必要的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要求陣地戰(zhàn)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guī)’戰(zhàn)”等等。在軍隊建設上，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紅軍”的措施：一、實行宗派主義干部政策，改組各蘇區(qū)黨和紅軍領導機關；二、取消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強化政治委員個人決定作用；三、取消紅軍籌款、做群眾工作的任務，強調紅軍的任務僅限于打仗；四、反對紅軍必要的游擊性，片面強調正規(guī)化，削弱了紅軍的戰(zhàn)斗力。

王明“左”傾錯誤推行的惡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qū)的第四次反“圍剿”和中央蘇區(qū)、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qū)的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部隊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中央蘇區(qū)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大格局，影響了其他蘇區(qū)，使長征由局部演變?yōu)槿�局性的�?zhàn)略轉移。

兩大危機，考驗著瀕臨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以謀生存、圖發(fā)展為主旨的長征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展開。（新華社北京８月３日電 王建強、李悅、蔡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