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今年10月份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研究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將依法治國提上了一個新高度。依法治國的先決條件就是“有法可依”，我們在打擊邪教上同樣如此，但反邪教方面的法律體系并不完善。同時，自10月份山東招遠邪教徒殺人案之后，是否有必要啟動反邪教立法也為社會所熱議。針對這一問題，凱風網專門采訪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負責涉邪教類案件審理的于法官。

　　記者：我國現行的反邪教立法方面的情況如何？

　　于法官：法院審理起訴構成犯罪、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案件，所以，從法院的辦案角度看反邪教立法，我們對邪教犯罪處理的依據主要是《刑法》第300條。

　　《刑法》第300條有三款，規(guī)定了三類行為。第一款規(guī)定了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guī)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規(guī)定了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第三款規(guī)定了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根據《刑法》300條的規(guī)定，同時根據刑法原理做了一些拓展性解釋。1999年和2001年，“兩高”相繼出臺了《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進一步解釋、拓展了《刑法》第300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對利用邪教從事的一些奸淫婦女、詐騙財物的犯罪行為，認定為強奸罪或者定詐騙罪；對制作傳播邪教宣傳品、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tǒng)一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制度的，可以定為煽動分裂國家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制作、傳播邪教宣傳品，還可以定為誹謗罪和侮辱罪；對組織策劃煽動教唆、幫助邪教人員自殺、自殘可能構成殺人傷害罪，等等。我們在實踐中處理的邪教案件主要就依據《刑法》第300條及1999年和2001年兩高出臺的兩個關于這類案件的具體性法律問題的解釋，這些是目前我們處理邪教案件的主要實體性法律依據。

　　記者：針對司法實踐當中一些涉邪教案件，現行法律的適用范圍和量刑標準如何？

　　于法官：法院定刑量刑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判決必須要有明確法律依據。我們的依據就是《刑法》第300條，刑法尺度比較清楚。對于量刑，法律規(guī)定有兩檔，第一檔是“基本犯”，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屬于“情節(jié)特別嚴重”，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此，“兩高”的司法解釋有具體規(guī)定。比如制作、傳播邪教傳單、圖片、標語、報紙300份以上，書刊100冊以上，光盤100張以上，錄音、錄像帶100盒以上的；制作、傳播宣揚邪教的DVD、VCD、CD母盤的；利用互聯網制作、傳播邪教組織信息的；在公共場所懸掛橫幅、條幅，或者以書寫、噴涂標語等方式宣揚邪教，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因制作、傳播邪教宣傳品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又制作、傳播的，依法以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定罪處罰。制作、傳播邪教宣傳品數量達到前述規(guī)定的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雖未達到五倍，但造成特別嚴重社會危害的，屬于“情節(jié)特別嚴重”，應在有期徒刑七年以上量刑。所以，對于量刑的規(guī)定是非常具體、非常清楚的。

　　記者：依法治國要做到有法可依，是否有必要專門制訂一部“反邪教法”呢？

　　于法官：從我們法院的層面講，肯定希望法律越完備越好。制訂一個“反邪教法”，把防范、懲處邪教的相關規(guī)定、制度進一步細化、系統(tǒng)化，進一步提高、打擊邪教犯罪的針對性，從建立法治國家的角度，我個人理解還是有一定意義和必要性的。

　　記者：從執(zhí)法層面，我國現在依法懲治邪教的力度如何？

　　于法官：邪教犯罪和一般的犯罪不一樣。一般而言，邪教犯罪是一種反社會、反人類、反理智的極端社會行為，所以它的危害性還是比較大的，在一些特定的情況，危害性甚至更為突出。我們看到，在一些案件中，行為人利用邪教教唆、煽動人自殘、自殺，甚至因為信邪教走火入魔，本人也實施一些比較嚴重的犯罪。像大家都知道的近期山東招遠的全能神打人致死案件。所以，邪教犯罪，其危害性是比較突出的，在一些特定場合下來看，有些是特別嚴重的。所以，我們立法把它納入犯罪，予以定罪量刑，從法律上看體現了對這類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

　　記者：那么，由于邪教犯罪的特殊性，涉邪教犯罪的重犯率是否也比較高呢？

　　于法官：邪教犯罪有思想因素在里面，從目前看，經過司法處理以后，邪教犯罪人重新犯罪率還是比較高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邪教違法犯罪行為的治理需要一個綜合治理的理念。一方面，要運用我們的刑事手段，對一些構成犯罪的嚴重違法行為以予刑罰處罰這種打擊。在另一方面，也要重視運用其他手段共同治理。反邪教本身是一場人民戰(zhàn)爭，所以需要一些防范措施，還需要教育、衛(wèi)生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力量去引導公眾，遠離邪教。所以，對邪教行為構成犯罪的要打，同時還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比如還有一些經濟處罰手段鏟除邪教犯罪的經濟基礎，等等。只有這樣多管齊下、堅持綜合治理，才能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F在來看，邪教犯罪行為人有一定的重新犯罪問題，但總體上還處于一個可控狀態(tài)。

　　記者：邪教犯罪究竟有哪些特點呢？

　　于法官：近幾年，北京法院審理的邪教犯罪案件逐年呈現遞減的態(tài)勢，逐漸減少，但目前還是屢打不禁，每年還是會有一些犯罪，每年全市都會處理一些案子。所以，邪教犯罪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具有持久性，反邪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二個特點，犯罪方法上傳統(tǒng)和現代相結合。目前邪教犯罪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在犯罪方法、犯罪手段的運用上，較過去不一樣了，特別是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借助互聯網進行一些傳播、宣傳、煽動或者成員間聯絡，從事一些邪教違法犯罪，這是一個發(fā)展趨勢。

　　第三個特點，組織化程度高、隱蔽性強。隨著國家對邪教犯罪打擊力度的加強，從事邪教犯罪人員的反偵查意識也在增強。邪教犯罪組織的結構越來越嚴密，分工明確，并且越來越有隱蔽性，懲處起來比過去更加困難了。

　　第四個特點，境內與境外相結合。從我們處理的案件來看，確實存在一些境內和境外相互結合勾連的問題。在我們處理的一些案件中，明顯可以看到外國的一些勢力的介入。在我國政府的打擊取締高壓態(tài)勢下，一些邪教分子逃到國外尋求敵對勢力的庇護，并以“人權”、“宗教自由”等為護身符，挖空心思加緊向我境內滲透。

　　第五個特點，邪教往往可能會用一些合法的方式掩蓋非法犯罪活動。比如我們辦理的一些案件中，邪教組織成員策劃、組織一些所謂的“維權”活動，推動一些社會矛盾復雜化、公開化，同時裹挾著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但其實質目的就是從事邪教違法犯罪活動。還有就是，煽動一些對社會不滿的人，攻擊國家和社會制度，有政治化的苗頭，這也是目前邪教犯罪的一個動向。

　　還有其他一些特點，比如在犯罪主體上呈現老年人占相當比重，從我們查處被告人的構成上看，被告人年齡普遍偏大。而且不少人有前科，之前就是因為從事邪教違法犯罪行為被行政處罰過，甚至判過刑，之后繼續(xù)從事邪教犯罪。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我們打擊邪教這項斗爭確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們司法處理的難度，給我們司法處理提出一些新問題。特別是我們很多被告人往往年事已高，在整個刑事處理過程中，也給司法機關怎么更好的處理案件，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提出了新的問題。

　　記者：您能不能就如何防范邪教給年輕網友提一些建議？

　　于法官：第一點應是要充分認識邪教的本質，對它的危害性和危險性要有清醒認識。特別是像招遠案件，實際上它赤裸裸地給我們展示出這類邪教違法犯罪的危害性。邪教犯罪針對的對象、被害對象很可能是無辜人。不像一般的違法犯罪，比如殺人犯罪，可能有情殺、仇殺等明確的動機。邪教信徒往往因為思想受到邪教蠱惑或控制、操縱，他可以無動機的選擇一些無辜的人作為犯罪對象。對于被害人來說，往往防不勝防。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年輕人應該對邪教的本質有很清楚的認識。

　　第二點，分清邪教與宗教。要把邪教和宗教信仰分開看。我們國家法律保護宗教信仰，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從事邪教不行，也不能以打著信仰宗教的旗號，從事其他違法犯罪活動。

　　第三點，年輕人應培養(yǎng)一種健康的、積極的生活方式或者一個處事態(tài)度。擁抱文明，拋棄愚昧，遠離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