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之彌高 鉆之彌堅
二
解放初期，外祖父進入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畢業(yè)后分配至西安兩北軍政教育部工作，天津津沽大學聘為兼職教授兼系主任。后由教育部介紹在北師大暫任文史教員，很快又調(diào)至中央財政學院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組工作。當時，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大學的財經(jīng)系合并到財政學院，新組建成為中央財經(jīng)學院。此時由他與其他三人編寫學院培訓書目。1952年冬，他在《文藝報》上看到馮雪峰同志寫的討論《水滸》的文章，作為讀者便去信對這篇文章談了一些粗淺意見，并附帶談了關(guān)于整理《水滸》、《三國演義》之類作品的看法，沒想到很快就接到了雪峰同志的親筆回信。信中除了簡單談到《水滸》一文外，著重地詢問了外祖父的工作，寫作等情況，還囑告一定要回信，于是在回信中說他過去一向在大學教書，目前正寫完一本元曲研究的一小冊子，因條件有限，等條件好了再作深入研究。很快，馮雪峰同志來信要他將那本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轉(zhuǎn)給他，并希望他能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工作。
1952年底，外祖父接到文化部通過教育部轉(zhuǎn)至中央財政學院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他當時所在單位）的調(diào)令，調(diào)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后來，那本小冊子經(jīng)過他重新修改、補充，已由作家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臺灣先后出版，并另外編注了一本《元人雜劇選》出版，被國內(nèi)外一些大學中文系采用為必讀教材，該書經(jīng)過多次修訂，至到2008年還在出版發(fā)行。
馮雪峰是位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寓言作家，領(lǐng)導(dǎo)過“左聯(lián)” ，與魯迅有不尋常的關(guān)系，并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革命家，外祖父對他非常尊敬。他與馮的關(guān)系本來是很正常的工作關(guān)系，可是在那個“非�！睍r期，有人將他們的關(guān)系更加復(fù)雜化了。他到出版社后，馮為了搞好出版社的工作，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方針，當時古典文學編輯室在聶紺弩主持工作的那幾年由汪靜之、張友鸞、文懷沙、李易、舒蕪、黃肅秋一起各自在他們的領(lǐng)導(dǎo)下整理出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本古典文學書籍。舒蕪?fù)?953年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后不久，寫了一首打油詩反映了當時古典文學整理工作情況：“白帝千秋恨（顧學頡整理《三國演義》）。紅樓一夢香（汪靜之整理《紅樓夢》）；梁山昭大義（張友鸞第二次整理《水滸傳》），湘水葬佯狂（文懷沙整理《屈原集》）。莫唱釵頭鳳（李易協(xié)助社外游國恩先生選注《陸游詩選》）。須擎月下觴（舒芫選注《李白詩選》）。西天何必到（黃肅秋整理《西游記》）。東四即天堂（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東四頭條）。馮還為充實出版社古編室的力量先后調(diào)來了黃肅、文懷沙、顧學頡、汪靜之、張友鸞、舒蕪、王利器、陳邇冬、周汝昌、嚴敦易和錢南揚、王慶菽、童第德、馮都良等人，真可謂人才濟濟，盛極一時，他們中間過去有的是大學教授、專家、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馮頗為自喜，那幾年該社的確很快整頓出版了一批中外名著，影響頗大，樹立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國家出版社的權(quán)威性形象�？墒呛镁安婚L，因馮主編的《文藝報》受到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的親自批駁，引發(fā)了全國性的名義上是文藝界而實際上是一場政治上的大風暴降臨的前奏曲。馮受到了批判，與馮有聯(lián)系的人也再所難逃，因此，我外祖父也受誅連。
在一個中國文藝界規(guī)格極高的批判大會上，有位作協(xié)領(lǐng)導(dǎo)，一開口就嚇人一跳“他說他懷疑馮雪峰到底是不是一個老共產(chǎn)黨員，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為證明這一“立論”，他念了一個為馮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單的一共十七人，他們是：胡風、姚蓬子、韓侍珩、馮達、黎烈文、孟十還、彭柏山、劉雪葦、吳奚如、潘漢年、蕭軍、尹庚、丁玲、陳企霞、顧學頡、舒蕪、張友鸞。這位大領(lǐng)導(dǎo)還解釋說，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務(wù)，叛徒，右派，反黨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動的人。并說馮從“左聯(lián)”時代就與這些人“像影子一樣離不開”，一起發(fā)泄對黨的不滿，與黨鬧對立，或是進行瘋狂的反黨活動”。于是我的外祖父和古編室的其他幾位專家、學者、教授被批判為“右派小集團”、“獨立王國”，很快被打入“右派”，他的高知待遇連降幾級，生活十分窘迫，接著就是無休止的接受批判、勞動、改造、坎坷二十年。打倒“四人幫”后，始蒙徹底改正，恢復(fù)名譽及“高知”待遇。回想起當時的情況，外祖父在馮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曾寫有：“哀彼冥鴻，畢張戈送”！的四言挽詩，以說明了當時惡劣的政治氣候，他們早晚是要被獵取和網(wǎng)羅的。我的外祖父從未因此有過怨言，知道那是一個時代必將的“產(chǎn)物”。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下，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頂子的人的確有不少，他們捕風捉影，亂扣“帽子”，在“黑手高懸霸主鞭”的逆境中，“以至出現(xiàn)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亂狀態(tài)，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相互丑詆，互相撕咬，最無可奈何時，甚至互相欺詐，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說得好：“整個國家像中世紀的羅馬競技場，奴隸主撲殺奴隸，以供奴隸主取樂；奴隸撲殺奴隸，為求自己得以茍延殘喘”。話雖苛苦，但在當時情況下情形的確就是這樣。那位領(lǐng)導(dǎo)同志至今口碑并不壞，后來也遭到“四人幫”迫害，他和那些本來很有資格名垂后世的文學巨匠，可以出一部很好的“全集”，可是面對后人，再翻閱上敘批判“發(fā)言稿”時，我想那份尷尬是無法安放的！
